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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更清醒的认识,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深层次思考经济模式,尽力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
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货币长期超发,流动性长期过剩导致的结果,并主张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胀。所以,宏观当局意欲牺牲部分增长而压住通胀的举措也大可不必。
帮助中低收入人群抗通胀如果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转向财政政策,在货币保增长的基础上,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减少通胀对中低收入人群造成的伤害。通过加息的手段抗通胀,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真正享受到加息的好处。推动通胀的第二大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这一问题的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本轮通胀会否演变为恶性通胀?货币政策能否成功反通胀?应对通胀可有其他良方?为了保住我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被中断,保住持续的经济增长,长期忍受更高的通胀率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在治理通胀的同时,增长必然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收入增加,甚至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失业。
另外,不同于加息政策的是,财政收入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目前,食品价格已经成为整个物价中最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实现了与其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大部分劳动者做不到这一点;全民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能间接地得以体现,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完全实现劳动和所有的统一。
因此,目前国企这种经济组织的出现与存在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有其存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它的出现是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必然结果。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力量,肩负着推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迷信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夸大外资企业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是有害的,也不符合各国发展的现实,外国企业不可能把真正的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改革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推进,国有企业总体上得到了快速发展。
3. 国有企业承担着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应在发展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出路在体制改革南方周末:那你认为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魏加宁: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这样,地方政府就有动力、有积极性去改善地方治理,改进地方财政,改革相关体制。而此次审计前没有传递任何有关解决地方债务的信息,所以说,它的结果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政府融资的小事情,而是改变地方治理结构、推动地方财政改革、改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的一揽子改革动力。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不是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次优或比较优或相对更优。
南方周末:从你的调查来看,哪些地区的债务风险度较高?是否越穷的地方风险越大?魏加宁:2003年做地方债研究时我们曾经说过,越是西部地区,债务的相对负担越重。土地依赖症南方周末: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资平台借了钱之后,靠什么来还?能否还得上?魏加宁:单看审计署目前公布的全国数据,风险尚在可控之中,但不排除个别地区的风险度已经很高。另一方面,负责监督地方财政,监督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约束机制能够让债务公开透明并做到风险可控。
如果你地方政府什么都不做,既不编制资产负债表,也不披露任何信息,甚至连项目的预期收益计划都没有,哪个投资者敢买你发的债?至于说金融市场是否完美的问题,那是更高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而不像现在这样,骗了一家银行,再去骗另外一家银行。
我期待着它能够带动和推动更多的改革。魏加宁认为,是时候妥善清理现有债务,并加快推动真正市场意义上的地方债券了。
同时,这一数字也与之前央行、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有所出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是推动地方治理结构、地方财政改革、改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动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以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为主。对于债券来说,中标利率越高,说明市场的热情越低。西部风险更高南方周末:审计署报告公布半月之后,不少研究机构质疑10.7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最新是渣打银行。他甚至期待,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系下,地方债或许可以如三十多年前的农村改革一样,成为撬动另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动力。
至于靠什么来还,各地的偿债来源不同,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借贷对土地升值预期依赖非常大。是制度限制还是观念限制?魏加宁:因为很多老同志担心放开之后会失控,担心地方债务规模控制不住。
可以说,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政策,地方政府的债务也会不断攀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只不过是加速了攀升的速度。至少在决策机制上,中央政府应当成立一个专门的地方事务部,其作用有两个: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言人,在参与中央决策时替地方政府说话,反映地方财力状况能否实现中央部委提出的达标指标。
再加上,中央政府进行决策时,参与决策的都是条条,都是垂直的中央部委,因此大家都要把自己的任务放在第一位,下达各种达标指标,而不管地方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力来完成这些指标。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就发现地方政府存在大量隐性债务,之后一直呼吁搞清数量、妥善清理,并建议代之以地方政府公开发债。
同一天,财政部代理招标的3年期与5年期地方政府债券,中标利率接近4%,远高于市场预期。症结在现有财政和行政体制南方周末:从2003年预估的1万亿,到现在的10万亿,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攀升,根源在哪里?地方债务的大幅度增加是否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刺激紧密联系?魏加宁:我认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进入专题: 财政改革 地方发债 。也就是说,发行地方债可能不是最优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它要比目前的银行贷款方式更好。
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忧虑正在殃及地方债券。此次审计署的报告显示,西部地区的债务占了27%,乍一看并不太高,但是,如果与西部地区GDP所占比重和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相比(2009年仅为18%左右),其债务的比重要高出许多,因此风险度比较高。
因为,投资者不都是傻子。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市场条件下,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不等于说你地方政府发债就一定会有人买。
因此,如果土地价格下跌,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在层层上收,事权在层层下放,导致地方政府要干的事越来越多,而财力有限,又不能公开发债,因此只好拖欠挪用,搞隐性负债。
让地方政府到金融市场来发债,就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2009年,魏加宁在调研地方融资平台时发现,债务问题因为经济刺激计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地方债的改革使命南方周末:除了治本的改革措施以外,你认为技术上有哪些治标之策,比如发行地方债券是否一种风险更小的融资方式?魏加宁:是的,我认为,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与银行贷款相比,风险可能更小一些。因此结果就一定会有出入。
首先,银行贷款只有银行信贷员和行长两道约束机制(实际上是一道,因为信贷员要服从行长指令),而地方债券至少有5道约束机制。否则,如果地方预判中央会出手相助,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夸大债务规模。
时至今日,审计署终于迈出第一步,第一次公开了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债务。由于此次审计前,国家既没有承诺如何化解这些债务,也没有表示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且每笔债务要由负责人签字画押,所以,审计的结果应当是真实可靠的,既不会人为夸大债务规模,也不会人为缩小债务规模,因为地方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中央政府将怎样解决这些债务。
如果预判中央不会伸出援手,反而还要追究责任,就有可能隐瞒债务规模。寻找撬动中国继续改革的支点应当说,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以管地方政府的项目为主。